唯物史观与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用于指导历史研究，在实践中检验和丰富唯物史观，再指导历史研究，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新纪元。

最早在中国传播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最先把唯物史观中国化，使之落地生根的是郭沫若。以郭沫若为首的一批历史学家致力于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以各领风骚的力著为中国史学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传统的考据学找到了前进方向并取得了可喜成果。社会主义中国的历史研究者，不论从事历史学哪个分支学科研究，都要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回到乾嘉学派”的想法和做法是不足为训的。

唯物史观，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又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人类社会的伟大发现。他对唯物史观作出比较完整的表述，最早见于1846年写成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以后，就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并对唯物史观进行检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就是这种实践的辉煌成果。当时，研究1851年12月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废除共和、复辟帝制的著作，影响较大的有两部：一部是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另一部是蒲鲁东的《政变》。由于唯心史观的束缚，前者只有对政变主人公的个人暴力行为作了尖刻的斥责，而将政变本身描绘成了偶然性的晴天霹雳；后者虽然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对政变的历史说明又成了对政变主人公的历史辩护。马克思则革故鼎新，用唯物史观剖析这个通过偶然性表现出的必然性历史事件，论证了“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的结论是，波拿巴得以黄袍加身，是因为法国社会中人数最多的小农阶级拥戴他。由于小农阶级势单力薄，自己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于是便将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乞求别人来代表自己。波拿巴正是利用法国小农阶级这种致命弱点，实现“行政权支配社会”的。

马克思通过研究历史检验唯物史观，进而又发展唯物史观。1859年，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进一步对唯物史观作了经典性阐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2～33页）

《资本论》是马克思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和丰富唯物史观的又一杰作。它从分析“资本主义财富的元素形式”商品入手，通过剖析商品，进一步发掘劳动二重性、价值、货币、剩余价值、资本、以及资本积累、分配和流通等内涵，揭示出“被物的关系所掩盖”的社会成员间的生产关系，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运动规律和发展规律，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历史趋势。

继马克思之后，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及致约·布洛赫、康·施米特、瓦·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也对唯物史观作了详尽的阐述。特别是在致布洛赫的信中，突出地强调了两点：一是强调经济基础是“历史过程中决定性因素”，“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同时发生“相互作用”；二是强调历史的创造“总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包括在合力里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96、697页）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精辟论断，唯物史观包括以下主要内容：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其中，物质资料生产是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人们在生产中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是生产发展的决定因素，生产关系取决于生产力又反作用于生产力。二、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中，经济基础是历史的决定性因素，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在于经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服务并影响经济基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并影响社会存在。三、阶级、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其中，阶级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构成原始社会解体后一切社会历史的重要内容；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四、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其中，民族的内部结构和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各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外交往的发展程度；私有制和资本是造成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根源，民族解放战争是进步的、革命的。五、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其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决定历史结局的主要是人民群众，杰出个人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列宁高度评价唯物史观，强调它是“唯一的科学的历史观”，是“社会科学的别名”，是“科学思想的最大成果”。唯物史观发现后的历史证明：是唯物史观破天荒第一次把历史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为历史研究指出了“对各种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使之得以走上“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列宁选集》第2版第2卷，第425页）从而开辟了历史研究新纪元。

在中国最早传播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1915年5月，他在《新青年》杂志“马克思主义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扼要介绍了唯物史观。随后又发表《史观》、《唯物史观和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史学要论》等阐释唯物史观的专文。特别是在《史学要论》中，首次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他呼吁：要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

在李大钊的倡导下，最先用唯物史观“改作或重作”中国历史的是郭沫若。此前，他在研读《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马克思主义原著的过程中，就接受了唯物史观。他在1928年1月17日的日记中，专门记有“读唯物史观公式”，即他直接从德文翻译的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那段关于唯物史观的经典论断。

郭沫若在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时发现，恩格斯“没有一句话说到中国”。因此，他决心以这部名著为“向导”撰写“续篇”。他认为，要人们广泛接受唯物史观，就必须把它中国化，使它在中国落地生根。基于这样的决心和认识，郭沫若从1928年8月至1929年11月，写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等5篇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并用中国历史检验唯物史观“适应度”的论文，于1930年汇集成专著《中国古代会研究》出版。该书是在理解和把握社会生产方式，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切入的。他确信“社会的整个的建筑是砌成经济基础上的。生产的方式生了变更，经济的基础也就发展到了更新的阶段。经济的基础发展到了更新的一个阶段，整个的社会也就必然地形成了一个更新的关系，更新的组织。”据此，他认为，“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进入了封建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153～154页）这种研究方法和结论，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启来者。当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也并非白璧无瑕，在研究方法上，“犯了公式主义的毛病”，“差不多死死地把唯物史观的公式，往古代资料上套”。也就是说，它在探索历史发展的统一性时，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因此，对商代社会发展水平估计过低，认为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又套用古代希腊、罗马社会模式，定西周是“纯粹的奴隶制国家”。这些毛病，后来都作了改正。此外，郭沫若还将唯物史观用于古文字、先秦诸子、中国古代历史分期、历史人物、古籍整理等研究领域，同样取得了开风气之先的成就。

在郭沫若的带动下，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一批史学家也将唯物史观引进各自研究领域。如吕振羽所说：郭沫若“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殷周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上去的。”1934年7月，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利用考古资料，结合神话传说，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填补了疑古思潮造成的大段历史空白。翦伯赞的研究视野主要集中在历史理论。他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系统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著作，涉及内容有历史科学的任务、历程和阶级性，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历史的关联性、实践性、适应性，中国社会形势发展及群众、领袖与历史等。1941年，吕振羽、范文澜分别在重庆和延安出版了在唯物史观为指导下撰写的《简明中国通史》第一分册和《中国通史简编》上册，范文澜把其写作经验概括为“三通”，即直通、旁通和会通。直通，“就是要精确地具体地划分出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旁通，“就是社会中各个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互相有机联系着，互相依赖着，互相制约着”；会通，就是“两个方面的综合”。（《范文澜历史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76、77页）这两部著作，开创了中国通史研究新局面。侯外庐的追求是“在史学领域挑起一副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他在1943年和1944年出版了《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55年重版时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这批历史学家各领风骚的著作，显示出唯物史观的生机和活力，为中国史学发展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

如果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的时候，唯物史观在中国还像长江大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那末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五十年，便以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入东海的浩荡洪流，在全国史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凡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以及历史学的所有分支学科，都程度不同地接受了唯物史观。

无庸讳言，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的过程中，也出现过偏颇和失误，但这不能归咎于唯物史观，更不能因噎废食，提出“回到乾嘉学派”。

早在唯物史观发现之初，恩格斯就告诫人们：“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9页）后来又强调：“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成自己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688页）这就是说，唯物史观既反对空论，又反对教条；它要求充分占有资料，具体分析历史事实。谁能做到这些，谁就能取得超群出众的成绩。《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当初能在史坛上振聋发聩，迄今仍不失其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原因就在于它既以唯物史观为指南，又以“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掌握了的历史资料”为基础。如郭沫若所说：“就我所能运用的材料和方法上看来，我的看法在自己是比较心安理得的。秦、汉以前的材料，差不多被我彻底剿翻了。考古学上的、文献学上的、文字学、音韵学、因明学，就我所能涉猎的范围内，我都作了尽我可能的准备和耕耘。”（《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2卷，第468页）郭沫若的治史实践表明，唯物史观并不排斥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学派”，相反，“乾嘉学派”的治学如能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则会如鱼得水，活力非凡。

“乾嘉学派”集中国古代考据学之大成，其研究以经学为中心，兼及文字、音韵、史地、天文、历算、典制、金石等门类。这个学派运用训诂、注释、校勘、辑佚、辨伪、考证等方法治学，在整理和保存文化典籍，推进实证史学研究方面，具有不容低估的贡献。这个学派治学固在平实、严谨，但流于孤立、静止、片面、烦琐，不能就历史现象的横向联系和纵向联系进行综合分析，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更不能对重大历史事变作出规律性的解释。此乃近代以降“乾嘉学派”日渐衰落的症结所在。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给考据学带来了新的希望和前进方向。郭沫若能以《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殷契粹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发人所未发，走在罗振玉、王国维等古文字研究大家前面，深得同道赞许，仍在于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拓展和创新了考据的范围和方法，用宏观研究带动微观考据，使二者优势互补，相得益彰。当年，胡适无视唯物史观，鼓动青年“整理国故”，郭沫若批驳他说：“谈‘国故’的夫子们哟！你们除饱读戴东原、王念孙、章学诚之外，也应知道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论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第9页）诚哉斯言！今日治史者当深思。

历史研究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就其科学的、完整的历史观与方法论而言；历史研究必须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是迄今为止还不曾发现任何历史理论可以与它分庭抗礼或取而代之。只有唯物史观能高屋建瓴，鞭辟入里，对一切被歪曲和颠倒的历史作出符合历史本原的解释。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开展和新学科的建立，便是典型一例。

中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封建社会里，由于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广大农民衣食无望，身不由己。他们为了求生存，争自由，被迫多次举旗反抗。这种天经地义的斗争，在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史籍里是颠倒着的，一向被诬为“盗”、“贼”、“寇”、“匪”、“乱”、“逆”等。毛泽东依据唯物史观，最先把这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他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5页）这篇令人耳目一新的著作，开了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农民史研究的先河。